最近，在一些作家和诗人的文章中看到“人性写作（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提法，觉得不妥，有必要说一说。

这种提法源于四川诗歌评论家尹才干的一篇文章，他的原文是——

关于诗的对象认识。

诗歌反映的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正常的人兼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而病态（变态）的人却只有一种属性——自然属性。我们姑且把“正常的人”，叫做“人”，把“病态（变态）的人”，叫做“兽人”。

所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都是自然的艺术、社会的艺术，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心灵。他们身上的一筋一骨一肉，一举手一投足，都闪耀着文明的光辉。在诗歌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优美化”和“崇高化”，重在“审美”。

而所有的“兽人”，都处于野蛮的原生状态，撕碎了披在他们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明的圣衣，在阳光下无耻地自由地赤裸着身体。他们把身体内（精神上）的病症变成为表面的病症，成了一些下流污秽的东西。在诗歌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庸俗化”和“粗鄙化”，重在“审丑”。（详见尹才干《对当代诗坛的一些思考》）

把人划分为“正常的人”，叫做“人”；把“病态（变态）的人”，叫做“兽人”。对“人”这样划分是不准确的。主要缺陷在于把“病态（变态）的人”，叫做“兽人”。诗歌评论家尹才干先生认为，“兽人”的特点，主要应该表现在“兽”上，及动物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兽人”也应该是人，那么他的主要表现应该在“人”上，即具有典型的“人”的特征。我们认为，无论是“正常的人”还是“病态（变态）的人”，都应该具有“人”的特征。自然，由此产生的“人性写作(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提法就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