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对象？

人物周刊：你祖籍上海，生在香港，在台北长大，现在又经常来北京，这些恰巧都是华语世界有代表性的城市。
陶喆：我妈妈出生在北京，我爸爸出生在上海，我出生在香港。从8岁到14岁，每年暑假我都去香港找我姨妈，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它是个非常先进、摩登的都市。
我在北京也有家，有房子在这里。虽然我在北京时间不多，但朋友特别多。北京在世界城市群中也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城市。所有人都要来北京，很多的工作都安排在北京，某种程度上是有点严肃的城市，可我很喜欢北京严肃的部分。
上海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称得上大都会，这种气质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它有自己独特的、都市的味道。我从小听上海话长大，对上海话、上海人有感情，老乡嘛。
我们家没有人在台北出生，但台北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城市，台北人让人感到温暖。现在北京、上海和香港都是非常快节奏、国际化的城市了，只有台北还没那么国际化。

人物周刊：这两天你一直在说最近这张专辑是你的一次回归，回到哪里？
陶喆：回到真实的自我。

人物周刊：过去的自我不真实？
陶喆：我永远都在追求把真实自我的感觉和感情放入唱片中。你去看梵高的画、听列侬的音乐、看某些作家的书，就可以了解他们的个性和思想。我感觉从这张专辑应该能看见我，真实、赤裸。
有一些搞创作的人，又怕人家不理解他，可又怕人家知道他太多。他本身精神分裂，往往把最私密的东西放在作品里面，另一方面自己又总躲在作品后面，很想跟大家分享，又不敢讲、不知道怎么讲，或者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过了40岁，我觉得自己放松了。38、39岁时我有种焦虑感，现在这种感觉淡了。

人物周刊：你焦虑什么？
陶喆：眼看着40岁了，我还没结婚，还没拍电影，还没做我自己的专业。我想男人都会有这种状态吧。等我过了40岁，好像就没有这种包袱了，自然而然释怀了很多。

人物周刊：你不断提及你已经过了40岁。所谓“四十不惑”，你现在还惑吗？
陶喆：这些古话真的有它的道理，但我还是有困惑，我还是在想，会不会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对象？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这个人还会不会出现？还有，如果我50岁时还没拍成电影，那将会是很大的遗憾。
我做了将近15年音乐，现在要有“new beginning”。有了新开始就解惑了。这个新开始可能是我结婚了，我拍电影了，我更成熟了，我找到更想要的一些东西了，或者我能更清楚地表达我要的东西了。

音乐是分岔路，电影是主干道

人物周刊：新专辑有首歌《关于陶喆》，很多人说是你的自白。歌词中这句“现在音乐是free，干吗买专辑”，是一种描述还是对唱片业的嘲讽？
陶喆：唱片业不好是事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原因是这5年来的作品越来越差，很多人就算有能力买也不想去买。全世界都这样，不只是两岸。很多创作人偷懒，没有把心和诚意放在里面。他看到这个市场坏了，就想我随便做做就好了，写个KTV歌、会流行的歌就好。我认识一些制作人和编曲，接活接到自己无法喘气。他们缺不缺钱呢？不缺钱。他们赚得非常多，是上班族10倍都不止。我常常说你为什么要接呢？你可以说对不起，我太忙，先把手上的这几个做好。但有些人觉得不做白不做，就都做了啊。

人物周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唱片业不景气，所以你才转行做电影。
陶喆：一定会有人这样想。唱片业不好，我是挺难过的，但不是因此才做电影。电影是我早就想做的事情。大学我念的不是音乐，而是电影。我一直设想我主要的道路会是电影。但这条路的开头，我看到路牌上说还有一条叫作音乐的分岔路，就走下去了，没想到一走就走了15年。现在是要回到主干道上。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影才是你的主干道？
陶喆：我希望它成为我的主干道，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去把这件事做好。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成为一位“新新锐”电影导演。
陶喆：我希望自己做一个新生代华人导演，希望自己拍的华人电影全世界华人看了都有共鸣，甚至外国人看了也有共鸣。透过电影你可以去传播华人的文化、华人的故事、华人的感动。我想拍的电影不是娱乐性的。可能我的音乐曾经带给一些人感动、憧憬和想法，我期待我的电影也能够做到。

人物周刊：在华语电影圈，你欣赏哪位导演或演员？
陶喆：（不假思索）张艺谋和李安。我认为他们是真的懂电影这个媒介，会注意电影的每个细节。有些导演懂的是演员、画面，但不懂这个媒介——所谓的声、光、镜头、美术、剪切、戏剧、情感，都叠加在一起。张艺谋和李安真的可以去control（控制）整个局面。

人物周刊：《关于陶喆》这首歌里还有一句“就算现在不当一哥没关系，没人帮我买第一名”，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陶喆：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讽喻、一种自嘲，在酸自己。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在乎是不是第一名，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让消费者知道，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你们别被媒体、唱片公司给蒙住眼睛了。我有没有证据？没有。但是你看看榜单，一些东西是有悬念在里面的。

我的音乐是要给人一个拥抱

人物周刊：你大学时修过心理学，这对你从事音乐、电影有什么影响？
陶喆：有人说我学心理学，所以知道消费者在想什么，其实不是。帮助在哪里呢，只是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因为我不是音乐学院毕业，所以没那么多规矩，什么都可以尝试。

人物周刊：一方面，现在戏曲和民歌式微；另一方面，很多音乐人在创作时引入中国风却广受欢迎。这是为什么？
陶喆：我做《苏三说》的时候，并不是想做一首中国风的歌。这种调子对我来说是从小听到大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唱京剧的，它不是一个噱头，而是我习惯的一种旋律。我不知道其他歌手是怎么想的。说到式微，其实传统艺术一定是这样，它并不属于这个时代。现在的流行乐，给40年以后的人听，人家也不一定喜欢。

人物周刊：你曾为众多歌手创作歌曲。纯粹从音乐角度来讲，最欣赏的男歌手和女歌手分别是谁？
陶喆：女歌手一定是阿妹（张惠妹）了，她很有天分，又做了很多的练习，歌唱功夫非常了得。男生应该是陈奕迅。一句话，我觉得你去听阿妹去听陈奕迅，就可以知道这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个性都很鲜明，鲜明到在他们的音乐中流露出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算是有天分么？
陶喆：我觉得我有天分。但如果后天没有下功夫，光靠天分你不会成功的。或许会有一点点成功，但很短暂。我觉得天分占30%，后天占70%。

人物周刊：你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觉得你的什么特质适合做音乐？
陶喆：（沉思）我觉得是一种关怀。做音乐不是靠创意，不是靠爆发力，不是靠歌喉，那些东西都是很表面的。我的音乐是要给人一个拥抱，让人不开心的时候变得很开心。失去这种关怀可能就做不下去了。
我不在乎专辑卖多少钱，不在乎有没有市场。我不会因为这些外界的事情或压力屈服，也不会最近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就是想写我想要的歌，说些我想说的故事。我也不在乎某些媒体对我的报道评论，因为现在我有最直接的工具，就是网络，可以跟我的朋友、想要听我说话的人直接沟通。网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勇气，甚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