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外交学院正式创立。作为培养中国外交人才的“专业性”学府，50年来，外交学院与中国外交一同经历了悲喜和挑战。

5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更加复杂，中国向外界展示的形象也经常被外界误读，中国外交界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外交学院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之际，9月7日，《了望东方周刊》专访了外交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

外交官来源不应单一

《了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的重要宗旨是培养外交官，那么中国外交官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要经过高等教育培训，现在还没有不经过高等教育就成为外交官的人。过去是外交部到大学里挑选人才，而现在是双向选择，这跟国外完全一样，要经过考试才能进外交部。过去外交学院的学生全部输送到外交部，但这个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外交部面向全国的高校招聘人才，例如，去年外交部要200名外交官，而报名的就有两万人，是百里挑一。

《了望东方周刊》:这和西方国家外交官产生机制相比，有哪些异同？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主要从学校选拔，经过考试进入外交队伍，这和国外是一样的。但国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再当外交官，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如法国有国家行政学院，法国总统和一大批部长都来自这个学院，这个学校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能上，出来之后，这批人可以当政府官员，也可以当外交官。

中国的外交官来源也应多元化，中央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从全国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中选拔了一些外交官，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参赞。第一批从全国几百人中选择了12个人，这批人来了之后就是准备当高级外交官的。这次又选了十来个人。如果外交官来源太单一，他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受到限制，我希望将来外交官也能到省市去就职，而省市领导也可以过来当外交官，中国外交官的素质就会有所提高。

《了望东方周刊》:在美国，外交学界与政界的互动非常活跃，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赖斯在进入政界之前都是美国外交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的优秀学者，而在卸任之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又回到学术界，这被称为“旋转门”现象。但是这种互动在中国显得比较少。

吴建民:我相信这也会变，我不就到学术界来了吗？现在政界和学界的联系已经加强，例如，唐家璇国务委员就亲自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会长。

政府官员的优势是天天接触实际，了解最新情况，但没有时间坐下来研究。而学界的人则可以坐下来研究，如果两者结合将非常有利。唐家璇当了会长以后，答应每年对学会讲两次话，把外交一线面临的问题、外交一线的思考告诉学界，同时希望学界出谋划策。他有句话，叫“多研究，多思考，多建言”，这个很对。

中西外交官的异同

《了望东方周刊》:在中国，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需要具备哪些必备的素质？

吴建民:三条。第一：爱国。第二：了解世界，了解对方的文化，了解对方关切的问题，了解对方的思维逻辑。第三：懂得中国。我们有的外交官存在“短腿”现象，了解世界但不了解中国。其实外交要发挥桥梁作用，必须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情况，如果不了解中国，一条腿就短了。

外交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交流能力，不能光搞研究，要能与人沟通，用外国人懂的语言和外国人的思维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目前我们的外交官敢于面对媒体的还不多。我们现在培训外交官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即将派出去的新大使到我们这里来培训，我给他们讲课，其中一个课题就是锻炼如何介绍自己。我给他们来突然袭击，突然出一个题，让他们上台来讲，然后录像，让他自己看表现如何，然后我们来点评。这一点，中国外交官目前仍需加强。

《了望东方周刊》:你担任驻法国大使多年，中国外交官与西方外交官的外交风格与外交思维是否有所差别？

吴建民:中国外交官比较拘谨，外国优秀的外交官比较放得开。中国外交官谨慎有余，开放不足。这也在变化中，因为从小外交到大外交，对外交官的要求在增加。过去外交官不大见媒体，现在要求见媒体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巴黎每年正式会见媒体不下50次。而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向媒体介绍，告诉法国公众，让人家有兴趣、听得懂，这里面有学问。

在外交风格上，中国外交官喜欢讲大原则，而西方外交官喜欢讲具体，直接切题。大原则很重要，有指导作用。但人家不一定听得懂。这时候要讲具体。可以讲一个原则，但需要有个事例来支撑。让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不是云里雾里。这就需要钻研，有些东西在报纸上能找到材料，但有些找不到，需要自己去发现、梳理、集中，然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中国外交50年来变化巨大

《了望东方周刊》:外交学院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到停办，可以说外交学院见证了中国外交的风风雨雨，你如何看待50年来中国外交的嬗变？

吴建民:一是从小舞台到大舞台，新中国成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到1971年才62个国家，1979年发展到116个国家，而现在是160多个国家。现在中国的外交舞台扩展到了全世界，这在40年前无法想像，当初周恩来只去亚非国家，欧洲、美国都不可能去，而现在我们的总理和外长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

第二，从小外交到大外交，从政治外交到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外交，同时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并举。从过去比较封闭，只对直接涉及中国利益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到卷入全球事务。

我在联合国时间比较长，前后13年，在纽约10年，在日内瓦三年。我们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参与，觉得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对裁军、人权问题都不感兴趣，所以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发明了一个新东西，在赞成、反对、弃权三种选择的后面加了一个选择，就是“不参加投票”。过去在维和行动上，我们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参与维和。这个转变过程是很大的。

《了望东方周刊》:这些年，中国外交官群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建民:我到外交部以后看到的外交官大体上有三代。第一代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打过仗。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到外交部来，外交部优秀干部云集。这些人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他们讲话都很有气势，看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研究。

第二代外交官是经历过战争的一批知识分子，这一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一方面知识面很广。他们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再下来就是我们这一代，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特点，一是受到两代外交官熏陶，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东西，另外我们同外面世界接触更多，思想没有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约束要少得多，做外交更专业。

韬光养晦没有过时

《了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你怎么看？

吴建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一次会上说，韬光养晦至少要管100年，这很对。中国正在崛起，但会走一条艰辛的路。

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我们看看世界历史，想当头的国家没有好下场。所以有的人认为韬光养晦过时了，是一种短视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得很远。抛弃韬光养晦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了望东方周刊》:但是涉及中国利益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是不是如此？

吴建民:对涉及中国利益的事情,我们要维护并发展国家利益，但同时要考虑对方利益。外交有时要讲究妥协，现在时代变了,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个大变化很多人没看到,中国是邓小平第一个发现这种变化。我们提出共赢、双赢,跟邻国提出睦邻、安邻、富邻，这就是考虑对方利益，是中国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了。

中国外交的新问题

《了望东方周刊》:中国威胁论是否只是发达国家喊得最凶？

吴建民:我刚参加了“21世纪论坛”，南非代表做了一个很好的发言。他说非洲人非常感谢中国，因为非洲在争取解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帮助。而今天中非贸易中非洲出现巨大逆差，中国进口能源，他们买中国制成品。中国的产品使南非五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非洲在短时间里能够忍受，但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他说，中国与非洲能不能换一种模式，比如到非洲投资，帮助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你说这是不是中国威胁论？不是。这种东西我们要考虑，必须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懂得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同时考虑对方利益，实现共赢，否则不能持久。

《了望东方周刊》:那么，中国外交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吴建民:由于主流媒体不在中国人手里，外界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有一种扭曲的图像。看西方媒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带来的问题讲得很多，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讲得很少。美国国会说我们对美国进行不正当贸易，但是这其实是双赢的事情，而且中国赢的是小头，美国赢了大头，但它还是不满意。这种情况需要解释。

《了望东方周刊》:但是西方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经贸领域，他们更大的担忧是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们对此感到难以把握。

吴建民:对，不管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这种担心，他们觉得苏联会扩张，为什么中国就不会扩张？实际上这是一种冷战思维。中国的发展模式跟苏联不一样，苏联发展起来之后，与外界是隔绝的，没有与外界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中国跟外界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过去苏联的事情对世界影响很小，但中国的利率、汇率调整却引起全球关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与外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外交学院的毕业生

50年来，外交学院培养的毕业生有17000多人，其中成为部级领导干部的30名，培养的局级干部有700多名。目前在外交部现职岗位上工作的司局级干部就有300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