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外媒体高度关注的中国官员，每每在公众场合，他总会遭到记者的“围追阻截”；他曾发出“不要让老百姓手里钱毛了”的声音，揭起同通胀作战的大旗；他推动近十年来中国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人民币汇率改革，被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日前，新华社记者走进周小川办公室，与周小川面对面，听他盘点新中国金融业60年的辉煌成就。

　　“作为现代经济运行的血液，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日益明显”

　　不久前，《亚洲银行家》杂志评选2009年“领导成就奖”时，专门向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危机之年卓越领导特别奖”：这一奖项这样评价道：“这位行长审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之时成功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

　　这并非唯一的奖励。在周小川办公室的书柜里，记者还发现了诸如“新兴市场年度中央银行奖”“欧洲货币年度中央银行奖”等不少这样的奖项。

　　“近些年得了不少奖，这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业的一种肯定。特别是这一次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坚决果断地率先出台了抗击金融危机的措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配合这一揽子计划，金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这些都引起了国际上高度的关注。”周小川说。

　　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急剧变化，央行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去年三季度起，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先后五次下调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时释放支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信号，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放置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我国金融业应对危机的卓越表现，正是几十年来金融业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里实现超过9%的年均增速，令全球瞩目，这其中金融的作用功不可没。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血液，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和调控作用日益明显。”周小川说。

　　反通胀是央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建国初期，中国人民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大力抽紧银根，做好举办折实存款和配合财政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就有效抑制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达12年之久的通货膨胀。此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又先后经历了四次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成功抑制通胀，为支持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顶住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海外媒体这样评论：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在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间取得平衡，这其间宛如走钢丝，中国央行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这就需要不断地调节货币政策松紧的程度，使之既适应于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于解决就业的需要，同时又要保证币值的稳定，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要统筹考虑。”周小川说。

　　针对外界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同看法，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有时间滞后性，我们要想办法根据现有的知识去对未来做出一些预判。此外，每次制定货币政策时，还要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

　　“货币政策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和在另一个时期，它传导的有效性是不一样的，中央银行制定的是一些大的政策，但是它要通过商业银行，通过金融机构，通过企业，反映到整体经济中去，这种传导是否顺畅，是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周小川说。

　　“从计划到市场，60年间，我国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体系”

　　在访谈的有限时间里，“从计划到市场”，成为周小川屡屡提及的一个词汇。新中国的金融事业，与国民经济一样也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过程。

　　周小川介绍，我国金融业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发展成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化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共同发展的金融体制，并在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众多改革中，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无疑要被载入新中国金融业史册。这次改革，被经济学家解读为“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因为直接参与了这一改革，周小川也被尊称为“人民币先生”。

　　“四年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1981年的汇率改革，到1985年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的并轨，到1994年成立了外汇市场，再到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最后到2005年这次汇率机制的改革，这个改革过程，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资源配置逐步优化思路一步步推进的过程，总体方向是清楚的。”周小川说。

　　基于资源配置逐步优化，银行业改革也在世纪之交被提上日程。2002年前后，国际上的一些经济类刊物纷纷刊文，指出中国的商业银行濒临“技术性破产”。

　　“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中国金融体系是个定时炸弹，也有人说中国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这些说法在2002年集中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2002年国家召开了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加快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周小川说。

　　事实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金融业面貌大幅改善。目前我国金融业资产总量达到86.5万亿元，比20年前增长了53倍。2008年我国金融业实现税后利润5833.65亿元，同比增长30.6%。工行、建行和中行三大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市值排名前列，上市公司总市值跃居国际资本市场前列。截至2009年6月末，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5600余家，各类证券公司107家，各类基金管理公司60家，期货公司162家；寿险公司56家，财险公司47家。

　　在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断得以优化，企业合理有效的信贷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极大地释放了企业活力和社会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百姓的金融生活也得以不断满足，从银行卡到股票，从贷款消费到保险产品，中国人正在享受着更优质的理财产品、更方便的金融服务。

　　“从游离在国际金融秩序之外，到国际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

　　这是一张周小川近期出席国际会议的日程表：20天前在英国伦敦出席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5天前在瑞士巴塞尔出席国际清算银行行长会议，8天前在法国巴黎参加金融稳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目前正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

　　中国央行行长频频出席国际会议的背后，显示出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和金融话语权的不断提高。

　　2009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的一周内，周小川连续发表三篇署名文章，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的应对以及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等话题，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引起世界的关注。

　　“话语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经济成就，经济跟金融是互动的，经济大了，所以中国的金融也受到重视，这是中国自身努力的结果；此外，由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我们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这也增强了我们的发言权。”周小川解释说。

　　60年来，中国金融业凭借其不断努力日益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人士认为缺少现代金融管理经验的中国，将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中国金融事业在国际上被忽视，中国也长期游离在国际金融秩序之外。不过，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在1980年，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实现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增资，份额排名从第十一位上升至第六位。此外，我们成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入委员会、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和国际清算银行董事会，打破了一直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推选董事的局面。中国所代表的立场和政策主张越来越为世界关注。

　　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地位和金融体系的关注，同时也是对中国金融业所走道路的关注。当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中国金融业并未遭遇明显的震动，这一方面跟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没有完全接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金融业始终采取稳健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模式，这种模式立足中国金融业国情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金融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循序渐进，抓住时机实现创新。

　　够细心的话，可以在周小川办公室里发现这一模式的痕迹。到过周小川办公室的人，在发现书柜中涉猎广泛的各类书籍的同时，还会发现作者署名为“周小川”的音乐剧文集、悬挂于墙上的西方抽象派绘画作品……这样的细节，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是一位金融改革者对中西文明兼容并蓄的一种态度，也可以将之视为是今天中国金融业“引进、吸收、创新”发展路径的细微注脚。

　　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下，中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机构正出现并站立在了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不过，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改革道路还是很漫长的，我们不要太在意现在自己在世界的排名。金融行业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强调风险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周小川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