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通今的鲁迅，生平有过两次关于对青年谈读书的逸事，值得旧事重提。

一次是在1925年，当时北京的《京报副刊》公开“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一时名流如梁启超、胡适等都开列了一长串书单，其中推荐的多是古老的典籍。鲁迅却与众不同，他在应征栏里写道：“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中却这样写：“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因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在当时是一种惊世骇俗的答案，旨在反对劝青年读那些陈腐又有封建毒素的书，鲁迅因此曾受到咒骂，可是他不为所动，继续以他锋利的笔，向封建主义还击。

另一次是1926年在广州。鲁迅应邀于7月16日到知用中学演讲，题目是《读书杂谈》。他鼓动学生多看本分以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他认为博览群书，是重要的，“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别人，对别国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鲁迅最后告诫青年：“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鲁迅这一番读书的议论，有深刻的两重意义，一是希望青年学生注意科学知识；二是希望青年学生在生活实践中把多学的东西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不要为读书而读书，变成书呆子。

鲁迅的藏书极为丰富。1926年在广州不过短短8个月的时间，他跑旧书店特别勤，当时文德路的旧书店及广雅书局是他经常涉足的地方，他买了许多参考书，连动植物的书籍都在搜求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