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风声》：不只是杀人游戏

对那些看过原著的人，电影《风声》将是一段意外的旅程。迷宫依然是那座迷宫，逃逸依然是那场逃逸，但是通道以及出口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小说作者麦家观影后评价：“如果小说是我的儿子，那么改编电影就是我的孙子。”这话传递出的是隔代亲的赞许，还是不以为然的撇清关系，完全视乎听者的心态以及理解力。

谍战是场时髦的智力游戏，经历《暗算》、《潜伏》以后，习惯在西方侦破小说中磨砺智慧的中国观众终于可以欣赏国产推理了。

因为原著的畅销，“老鬼”是谁的谜底早已揭开，但电影《风声》玩了个心计，改了“老鬼”的面目。

剥去情节的笋衣，《风声》写的是乱世中一群各执任务、各怀立场的人的情怀、进退与宿命。剥到这一层，“老鬼”到底是谁，也不成其为问题了。

遗憾的是，因为架构悬疑的过程中介入了太多质地不一的头脑，电影《风声》在逻辑上呈现出了一些破绽，那些具备了独立思维能力、对推理侦破怀有跃跃之情的谍战迷，如果长假期间走进电影院，除了欣赏大片的场面外，还可以顺便玩一把“找别扭”的斗智游戏。

现场场景

《人物周刊》专访高群书：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

导演高群书、陈国富合影

陈国富找到高群书之前，老高正为《四大名捕》选景。到了云南、西藏和新疆后，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荒凉感抓住了这个壮硕、硬朗的北方汉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云南一路驱车，昏昏沉沉中突然登上高原时的感觉，荒芜、平静、亘古不变的沉默，这时，风吹经幡的啸声传来，脑中忽然闪现出两个字：风声。”

在《风声》之前，高群书的名字不如他的作品红。

这个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过的新闻人，凭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打响，执导的《征服》更被公认为最火爆的警匪题材剧，直接带火了孙红雷。《东京审判》是他的电影处女作，此后，他的《千钧。一发》成为第9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的百家传媒年度致敬电影。

所以，高群书说：“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还不带‘之一’！”

不“装蒜”还叫大片？

刚进入《风声》剧组时，制片方的预期是“不亏就不错，拿到8000万就是胜利”，高群书说那不行：“如果我来了，就拿8000万对我是个侮辱，那我来这干嘛呀？必须得过亿！”

他一贯强势，担心别人误以为他沾陈国富的光，也许让他更加强势。陈原先设想的《风声》是中片的规模，高群书坚持他的想法：《风声》必须是一部大片。

按大片的标准看，原著《风声》有其局限性：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封闭的别墅里，即推理小说中所谓“密室疑云”或“孤岛谋杀”类型，没有广阔背景，没有千军万马，和自家兄弟《集结号》比起来缺少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大场面。

“大片是有要素的，第一必须搭景，第二必须有大场面，第三必须有航拍。”他用好莱坞的戏参照，“既然叫大片了，你得有装蒜的东西。大场面具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装蒜，视觉上有开阔感，看完这个场面，你说投资多少，大家伙信，觉得它值这个钱；第二个是营造时代氛围，把观众带入其间。”

他们放弃了选景，而是斥巨资在峭壁上搭起了一座城堡式的别墅，人与兽的搏杀斗智，就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装蒜”的大场面是影片开头汪伪政府“国庆”的一场戏，原剧本里是用资料表现，但高群书坚持实拍再现，这个想法惨遭周围人的一致反对：政治不正确，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怎能出现庆祝汪伪政府国庆的戏？

老高拍胸脯，“出了事我负责。”在新闻喉舌中滚打多年的他，深谙尺寸拿捏之道，证据就是《东京审判》题材敏感、《征服》里血腥暴力受虐样样都有，但却没在审查中出过问题，“我在这样的体制里游刃有余。”

大场面实在难拍，天津街道上的建筑全是文物，保存完整的天津码头大洋行里，进驻了中国银行、人民银行等各种机构，必须协调。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整条街张灯结彩，印有汪精卫招贴画的标语是用布做成的，有30多斤，挂起来能从5层楼垂到地面。只用一次的霓虹灯就花了60多万，而且为了保护建筑还不能用钉子固定，特地找一家公司进行技术攻关，粘贴在墙上。光这一场欢庆街戏就耗资约200万。

《风声》该是老高从影以来拍得最阔气、最奢侈的一部戏，但大片考虑的不光是怎么把钱花出去，还有怎么把钱收回来。《风声》拍完后高群书说，“这个戏票房没有两个亿就算失败！”

谁耍大牌跟谁急

高群书自认脾气不好，拍摄前给陈国富打预防针：“华谊的演员谁来不要紧，但来了必须合作、必须听话，别在我这儿耍大牌，耍大牌我就翻脸，管你是谁！”

他有一套激发演员最佳状态的办法。把非专业演员一把塑造成影帝是他的专利。饰演《千钧。一发》男主角的马国伟，原本是派出所的警察，平时连电影都看得很少，更别说拍电影，但第一次拍电影，他就拿到了上海电影节的影帝。

“以前我还给中央台拍过一个儿童剧，用的全是农民，他们连剧本都看不明白，但是演得特别好，当然一开始也受质疑，当时这在中央台是个笑话。”

拍摄《风声》期间高群书只发了两次火。一次是张涵予受针刑的戏，找了专门的“针替”，来扎针的大夫特意强调，由于真要扎进穴位，所以每个地方只能扎一次。“开拍之前我反复强调，做好充分准备，跟焦员绝对不能虚，可拍下来焦点还是虚了。当时我就破口大骂，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替身演员不是腕儿就不是人啊？针都扎到肉里面，你上去扎一次看看？你拿那么多钱，不就是买你个技术。技术都不过关，你凭什么要求演员反复给你拍！”

另一次是因为苏有朋。他饰演的白小年是个昆曲名伶。一开始，苏有朋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造型师给他梳的中分头让他特别扭，老是趁人不注意就偷偷梳回去。高群书找他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这个角色就是天天在一个别扭的状态里，你要觉得别扭就对了！演男旦，前有张国荣，再前有梅兰芳，这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你不能差太远吧？”

他钟情于美国早期的黑色电影，对电影人的德行有鲜明的好恶：其实很多导演们生活得也都不黑暗，该泡妞的泡妞，该吸毒的吸毒。（电影拍得那么黑暗）是干什么？就是拍马屁去了。说穿了就是拍威尼斯、柏林电影节评委的马屁去了。

但是，“干，比说什么都强！”——还是记者时，高群书在太行山区采访，曾看到某乡政府墙上的一条标语。忍不住作愤青状时，这条标语总能让他清醒过来。

“《风声》不准备挑战人类智商，试图当救世主的导演都是愚蠢的。究其根本，希区柯克想的不过是用引人入胜的叙述，把自己对世道人心的理解敬献给大众。”这个半路出家的导演说，自己始终最关心人与社会的关系。将来他要做一个“你”系列，用记录小人物的方法，还原中国100年变迁的历史。

《风声》不只是杀人游戏

人物周刊：你觉得《风声》设的这个局，跟杀人游戏有相似处吗？

高群书：当然有，密室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杀人游戏有相同的元素，但是这样分类还是太简单了。我对这个题材感兴趣，它更像以前拍得很多的商业电影——警察和罪犯、猫捉老鼠，只不过反过来了，抓人的是坏人，被抓的是好人。

人物周刊：这几年谍战剧为什么这么火？

高群书：因为涉案剧不让上黄金时间了，而谍战剧就是改头换面的涉案片，换汤不换药啊。我深有体会，《征服》火了以后，多少人来找我拍同类型题材。上面突然下令，不让上黄金时间，很多公司钱也花了，本也写了，演员也给了订金了，怎么办呢？就改成40年代、30年代的。《刀锋1937》就是我改的，涉案片改成一抗日片，变废为宝。

人物周刊：听说你自己还写过侦破小说。

高群书：写了半本推理小说。我比较喜欢钱德勒那种黑色小说，不仅仅是推理的，还是表现社会的。包括谢尔顿的，包括康纳利的《八百万种死法》。康纳利原来是写犯罪的新闻记者。我关注人和社会的关系，对推理不特别感兴趣。

人物周刊：电影完全没有遵循原作的故事逻辑，小说是一段历史的AB两面说辞，罗生门式的，电影的叙事结构是怎样？

高群书：正叙。对于一部主流商业片，分线的叙述方式过于艺术，我喜欢看一件小事引起一连串的反应。我们是从一场暗杀开始的。日本人设了个局，发了个假情报，地下党就上当了，然后接触过情报的5个人进了监牢，“老鬼”的任务就是脱身，把情报传递出去。这是科恩兄弟式的结构。科恩兄弟所有片子都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引起很多大事，牵涉很多人，闹得一团糟，然后“咔”，结局。

涉案剧鼻祖的一个鼻孔

人物周刊：你原先是电视台的摄像，怎么当上导演拍电视剧的？

高群书：当摄像那会儿，觉得导演还不如我呢，就想办法筹了笔钱，自己当导演。第一次就是一部恐怖片，那还是80年代后期商业片最活跃的时候，是走音像带、录影带发行。

人物周刊：卖得好吗？

高群书：被评为当年最卖座的录像带。它特别商业，也很幼稚，原来叫《蓝骷髅》，后来改名叫什么《死亡的舞蹈》。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一直愿意做商业片？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能卖钱。

后来，1994年的时候，陈胜利叫我跟他一起给公安部做《中国大案录》。陈胜利刚拍了《“九•一八”大案》，中国纪实警务剧的开端。他想把涉案片商业化，让我做总制片人，正好那时候我刚从电视台辞职。中国的涉案剧由此而来，我也算是鼻祖之一吧。或者说开山鼻祖是陈胜利，我是这鼻祖下面的一个鼻孔。

人物周刊：当时中国电视业刚刚开始有商业剧的苗头吧？

高群书：是啊。《中国大案录》坚定了我的信念。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持，最绝望的时候，希望来了。有一句话影响了我：“我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证明我正确”。在此之前电视作品的命运是什么？一些企业给你一笔钱，拍完了，省台播一次，中央台播一次到两次，最好进一套，那就到头了！

人物周刊：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

高群书：从头说吧，我第一个片子就是商业片，这个他们比不过吧？有哪个导演是第一个作品就是商业片的？

人物周刊：据说著名的冯小刚老师也是碰壁后才开始转拍商业片的。

高群书：我是最早的、自觉的。1988年我拍了第一部纯商业片，这些人谁干过？1994年我开始当制片人，拍那么多警匪剧，全赚了钱。我拍《命案十三宗》，每集花5万块钱不到，当时定了个目标：第一，我们要让最有文化的人喜欢看；第二，也要让最没文化的人喜欢看，就不给丫中间的看！事实证明，你问陈丹青，他特别喜欢看，很多作家喜欢看。那就是我对题材把握和好莱坞叙事的一个实验。成本100万都不到的系列剧，一把卖出去420万。

我拍的《征服》，全年全国收视率第3，所有人都学。这两个片子是我的商业片试验，都成功了。

大师满足自己，巨匠满足对方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说“中国现在的商业片没故事，艺术片不真诚”？

高群书：我一直想做一个努力，让我们现在的电影跳过第六代、第五代，直接跟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血脉相连。说得不客气点儿，第五代是毁中国电影的。90年代，所有电影的终点都是电影节，得完奖回来，票房确实是很好，新鲜啊。但电影节代表的，始终是一小部分人的口味。回头你面对观众时，情况复杂了，你不能认为那几个评委同意的事儿到这儿还有效力，没那回事儿。

第五代受过刺激，环境逼着他们一定要绝处逢生。我们这代比较平和，能坦然接受各种东西。要可持续发展，你还是得拍主流啊，拍大多数人怎么想、怎么活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我想做巨匠，不想做大师。”这也是跟第五、六代撇清关系？

高群书：简单来说，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我的朋友牟森有个很粗俗的比喻，我很认同：“大师都是手淫者，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满足自己。让对方满足，那是巨匠。”中国电影的失败在于人人觉得自己是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安东尼奥尼。和钱、制作条件、体制没任何关系。在一个刚挣得温饱，甚至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尚在为温饱挣命的国度，奢谈大师是不道德的。我们更应该吝惜资金，用电影给人慰藉平抚。

人物周刊：现在大片老招人骂——甭管是第几代拍的吧——你觉得是怎么回事？

高群书：有些片子前期期望特别高，但宣传发行一看片子，他心里没了底。为了把这局给翻过来，把成本给收回来，让短期利益得到保证，采取了一些轰炸式的欺骗性宣传。但谁也不傻，观众是花钱买票进去看的，看完之后蛮失望的，那就不可抑制地骂出来了。

两大导演谈《风声》

陈国富：《风声》是一场狂赌

对于导演高群书，《风声》是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而回望自己与高群书的合作，另一导演陈国富则说，“这是一场狂赌。”

他只看过高群书的一部片子《千钧。一发》。这部平民英雄的电影跟《风声》相去甚远，但陈国富还是嗅到了自己想要的味道，他意识到，把高群书“拉进来”可能会让电影呈现出另一种质感。

“我一直比较自豪的就是看人、看作品、看项目，眼力很准，直觉比较强，错误几率非常低。但是现在回想，有点莽撞了。”

陈国富有理由为他的眼力自傲。他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任职时，第一个项目就是《卧虎藏龙》，跟华谊兄弟合作5年有余，几乎监制了华谊近几年所有的代表作：《可可西里》、《功夫》、《集结号》……他与王中军、冯小刚建立了深厚的私交，证据就是，冯小刚近年所有作品，他是监制的不二人选。

结识高群书之前，陈国富已经为《风声》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也筹到了投资，这位7年未执导筒的台湾影人摩拳霍霍，打算亲自上阵。他请高群书共导，是把自己已经奶了半年的孩子送给别人。理由是，“他也许比我更适合拍这部片子。”

打动高群书的，一是故事本身，二是陈国富的胸怀。但投资人有他们的担心，钱冲着陈国富而去，怎可以中途转包工程？于是两人并列成联合导演。

无数次沟通后，他们把一切都细化了：故事背景、人物身份、性格、逻辑架构、年代、地点……故事从这里开始正式长出枝蔓。“我专门为《风声》做了个本子，相当于毛宗岗批《三国》或者是金圣叹批《水浒》，我要保证每一场都埋下一颗想象的火种，让这个剧本熊熊燃烧起来。”

高群书：杀人放火都是我干

合作从来不是一件易事。

按高群书的说法，“不管我在国内地位怎么样，我是个很强势的人，不太善于同人合作。”他这样分析自己，“我善于变化，但不善于妥协。20多年，一直独立，没做过任何人副手。”

陈国富的剧本，高群书感到难以进入，他觉得剧本“很台湾”。

拍过《国中女生》、《征婚启事》等电影的陈国富，一直被认为深谙女性视角。即使是《风声》这个谍战故事，当初最打动他的还是李宁玉、顾晓梦两个女子之间复杂的友谊和算计。“如果我们相交10年，变成极好的朋友，无话不谈，有一天我发现，你根本不是你，就算真正的你是为了正义的目标，但你对我的背叛还是邪恶的。”看完小说，他几乎要爱上李宁玉。

而高群书在故事里读到的是更阳刚、更雄性的东西，那是道义，是家国，是信仰。

两人都想用自己的方法讲故事。他们用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固执：高群书改完陈国富的剧本，发给陈看；陈把许多地方改回去，又不动声色发回给高，高再改回来发给陈……一场沉默的乒乓球赛。

“但我们从来没有正面冲突，好歹都在行里混了10多年，都知道遵守规则。这规则就是相互尊重，我们必须认定，对方坚持的东西不会不好，只是跟我的风格不同而已。”高群书说。

最后，大致分工是高群书主要负责现场拍摄，陈国富把控后期制作宣传，期间两人试图各自拍或分AB组，结果拍出来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像今天你交了一个朋友要谈一场恋爱一样，你既然决定跟她交往，不能不给她机会。但为什么我要保证后期所有操作？我觉得这是我对作品负责任的最后一关。”陈国富说。

在资源上，他为这部电影作了最大争取，得到了华谊公司“投资不设上限”的支持。这一点上，高群书也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老陈的功劳。实际上他对我比较放纵。如果硬要严格分工，陈国富更像一个元帅，主要做总体的把控。我就像一个大将，杀人放火、攻城掠地都是我去干。”

但这样的合作模式是机缘，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推广。对这一点，他们倒很有共识。
一个捉鬼的，三个扮鬼的——演员说《风声》

黄晓明，被动的恶魔武田

《风声》有点像杀人游戏。我是主持人，揪出来一个杀一个，杀错也没办法。我玩过杀人游戏，还挺厉害的，喜欢当杀手，杀人于无形。那个“老鬼”一定是杀人游戏的高手。

对于整部戏来说，我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场面，我不能让他们的情绪来左右我，而是让我的情绪来左右他们。所以这部戏里我是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也不动，不露声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接戏之后，我看了几部谍战片。《色│戒》、《幕后女英雄》、《黑皮书》。我挺喜欢《幕后女英雄》，那里边的反角，一个德国军官，内心其实蛮复杂的。

做间谍是很残酷的事。可能要隐姓埋名，可能要被人误会、忍受屈辱，然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窃取和传递情报。这是全世界最吃力不讨好的职业，但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往往就取决于这样一两个人。

《风声》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较量很棒。如果再赋予恰当的历史背景，就会是一部很好看的片子。我给自己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打80分吧。现在再让我去演，一定会演得更好。但对我来说这次是个突破。

我从来没有演过武田这样的反派角色，毕竟他是个日本侵略者，心理上有点障碍，有点接受不了去演一个日本人，我痛恨当年日本侵略军的行为。但对我演的这个人物，我很同情。他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明明就不喜欢战争，但他要报效他的国家，也要维护家族的尊严和荣誉。

你们看到的影片其实是剪了一条线的，如果有这条线，大家就会更清楚武田的情绪。除了要审查这些人之外，他还要去挖隐藏在裘庄的金子，他想要戴罪立功。那样就更复杂了。后来因为片长关系剪掉了，很可惜。

我跟周迅那场戏挺难的，拍了好些版本，现在我也不知道最后用的哪个版本。导演喜欢一下从头拍到尾。跟李冰冰那场戏也是，为了堆积气氛和情绪，拍了很多条，冰冰为了让自己情绪比较准确，喝了很多酒。我也喝了，这是让自己容易投入的方式。

通过这些戏，我在找自己合适的位置，《风声》可能会让大家看到跟以前不一样的黄晓明。

对我而言，这部电影可能是一个下定决心往大银幕迈的转折点。之前错失了太多机会。因为以前觉得电视剧可以卖到海外，很好。这个戏让我知道，中国的电影也开始了。

张涵予，“水”很深的吴志国

张涵予

刚开始让我演伪军特务处处长王田香，戏最多，也最出彩，可我看完剧本后，还是喜欢伪军剿“匪”大队长吴志国。刚开始时吴志国似乎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隐藏得很深，但整个过程中变化很大。

我看过原著。小说里边吴志国是个简单粗暴的军人。在电影里，我把他表现得阴冷、铁血。昨天有人给我发了条信息，他看完了《风声》说，“涵予，《风声》里受刑的那场戏，可以载入中国电影史。在中国电影的受刑镜头里面，没有出过这样的表演。”

针刺的那个镜头，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我专门请教过两位懂针灸的老中医，他们也都不知道，说平常扎下去都很舒服。我问他们，要是扎错，血液不畅呢？他们说那直接就断气了。导演也不知道怎么演，“自己去想象吧”。我说那好吧。第一根针扎进去怎么疼？不能简单地叫唤，肯定不对。生不如死？怎么表现呢？真是很麻烦。

但相对谷子地（张涵予扮演的《集结号》主角）来讲，这个角色轻松多了，因为这是群戏。一个演员一生中很难碰到《集结号》这样的电影，要碰到你就成了。冯小刚说，这部电影都可以叫“谷子地的传奇”——独角戏。

《风声》的重点并不在这个人身上，更多是说顾晓梦和李宁玉两个人。几位主角在电影里头飙戏，表现都不错，要有人掉链子，这电影就没法儿看了。

演戏这事吧，别太自信。过了多少年再聊起来，有的东西还能有印象，有的东西别人早记不住了。我希望100年后聊起中国电影，会有人说，“过去中国电影里出过一个谷子地，是谁演的，出过一个谍战片叫《风声》，有一个吴大队长，是谁演的。”这个是我追求的，就奔这方向去吧。

我跟年轻演员说起这些，他们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但转头就忘。谈什么文化积淀，这个社会谁还提《风声》里的那种荣誉、信仰、理想呢？现在年轻人对古代中国了解最多的就是清朝，还都是从电视剧里看来的。对于有抱负的演员，中国的历史、文化、 思想，都应该稍微学一学。

李冰冰，被牵连者李宁玉

我喜欢和周迅那场13分钟的对手戏，喜欢那个没停顿的长镜头。

拍那场戏前一天晚上，我没怎么睡，早上5点半就起来了，从涿州驱车去八宝山，7点半得参加大学同学李钰的葬礼。我看着李钰躺在那里，穿着婚纱一样的衣服，忽然觉得很恍惚：人就这样死了么？我流了很多泪，我们才将近中年，就有同学开始离去了，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9点多回到片场，大家已经在准备了。这是一场大戏，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我和周迅上场时，已经快晚上7点了。

这场戏就两个字：折磨。折磨的过程当中还挺high的，人有时候是很贱的动物，有被虐心理。我觉得那天有如神助，演飞了，拍了3次，一次比一次饱满。

对我的角色来说，这是整部戏最悲情的一幕，也是人物心理活动最复杂的一幕。我的对象是周迅介绍的，我和她情同姐妹，最后发现这都是利用。亲情、友情、爱情都背叛了我。

为这场戏我喝了酒。演完老高（导演高群书）发短信给我：一斤小刀（黑龙江的一种酒），祝你进入表演的化境。

那场戏拍了几千尺胶片，整部《风声》拍了40多万尺，一般一部电影是几万尺。

黄晓明折磨我那场戏是另一场好戏，用掉了15000多尺胶片。拍戏前没人给我说戏。我想，这场戏要脱衣服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个大事啊，怎么没人找我谈啊？

到现场之后，导演说，你们俩演吧。我们就真的演了。我觉得就在那一刻我跟李宁玉这个人在精神上融为一体了。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已经到达了尊严的底线。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天体物理系的李宁玉极其清高，有精神洁癖，是一个远离权谋、远离战争、独善其身的人，她能忍受这样的酷刑，是为了她的爱情。

昨晚做梦抽烟了。《风声》之后没抽过一根烟。我觉得烟抽得最好的是结尾，面对张涵予扮演的吴志国时，哆哆嗦嗦抽的几口烟。吴志国既不是我过去的战友，也不是我的伙伴，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做了些事。

我不愿意将电影和原著对比，电影版里的李宁玉是完满的李宁玉，最悲情，最能体现那个时代“人”的气质。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为着自己的“权”、“利”、“义”这3个字在做事情。她做了那个时代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所能做的。

她是一个无辜者、被牵连者，同时是一个非常有风骨的人，对这个世界心灰意冷时依然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把善意的欺骗当真了是很可怕的。这种欺骗后面隐藏的是利用，要是阶级、政党方面的利用，带来的伤害就太大了。在混乱的年代，信仰和道德，你尊重哪一个，选择哪一个？每个人内心都要经历这种考验。

周迅，顾晓梦像一头斗牛

《风声》里有智慧，还有一种深远的情怀，我觉得有些东西得看第二遍才清晰。

顾晓梦和吴志国那两场戏很难忘，我没演过这样的戏，像周伯通一样，一手画方一手画圆。顾晓梦在跟吴志国接上头后，通过制造内讧有了到房间道歉的机会。这两人的矛盾产生之后，其中就有一个人可以出去了。他们用了自己瞬间想到的最稳妥、最准确的方式。这不是开玩笑，关乎生死呵。如果没办法把消息传出去，还会死更多的人。

作为间谍那种精神压力，我没法体验，只能想象。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就像推多米诺骨牌一样，有一个稍微放远一点就不行了。比如说，顾晓梦跟王志文演的王田香的那个对话。王说你想一下，那天下午有什么不同？然后她那个眼神这样飘一下。她要演给王田香看的，是人的下意识的反应。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Lie to Me》，里面说到了人说谎时的身体语言，那是人最本能的反应。

《风声》里传递消息的过程，其实都是顾晓梦一开始铺好了的。李宁玉是顾晓梦一早就设定的一个目标，和她是好姐妹，而且给她介绍男朋友，是对她好，同时也在利用她，而李宁玉又是个精神那么干净的人。其实作为地下党人的顾晓梦和作为日本军官的武田对李宁玉用的办法是一样的，都是利用了精神层面的东西。

顾晓梦珍惜生命，但她必须做抉择，这涉及到对人的伤害，所有这些她都看得见，她似乎没感觉。但她真的没感觉吗？不可能。她不是机器人，一定有七情六欲。她通过自己做的事获得精神上的巨大愉悦，但她同时也失去很多东西。比如说，她模仿白小年的笔迹，对他进行诬陷，导致他被折磨死。我觉得正常人不会去干这种事，毕竟人家也是生命，为你死了。但她只能这样做，只能做那个最现实的判断。对于信任她的李宁玉，她有道德上的亏欠。

特别巧的一件事：我在看剧本时，正好看到电视里放西班牙斗牛的纪录片。我觉得顾晓梦那个命，和那头牛很像。明知道会被扎死，还是不能不去斗。

顾晓梦在旗袍上留下记录，说我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我觉得对顾晓梦来讲，她的炼狱，不是她受了刑，而是如果失败了，会死更多人。另一个，因为自己的信仰导致其他人死去或受到伤害，同样是一种炼狱。

（本文作者：卫毅 易立竞）



《风声》背后的消息

有间谍的地方就有权力。在一个组织还不成其为政府时，间谍是争夺权力的工具，借助的是破坏、收买以及暗杀；而在政府坐稳江山之后，间谍是卫护权力的工具，借助的是窃听、监视以及拘禁。

间谍就像保姆，虽只是家长（政府、组织）雇佣的，有时却对孩子（人民、群众）全权负责。然而无论对家长还是孩子来说，临时提供技术服务的保姆不是公开的家庭成员，有时大家假装她不存在，她的姓名也是象征性的。

间谍提供的是服务，属于第三产业。这个行业的服务标准是：忠诚于客户，尽量忍辱负重，尽量不向外人提及自己和客户间的关系，有时还故意假装自己服务的是另一个客户（打入敌人内部）——这是理想的情况，事实上在此期间也可能发生弄假成真的生产事故（叛变或成为双面间谍），导致客户信息（情报）泄漏和人才、技术转移（保姆偷偷去另一家带小孩，特别容易发生在服务于两户人家的保姆交流各自的薪酬待遇后）。

除了完成任务，每个间谍都设想过一旦被捕要如何求生。极少数有坚定信念的人一仆不事二主，视死如归，但更多人在压力之下会变节。其中有些人是出于长远考虑，暂时这么应付敌人；另一些人对于间谍世界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拥有天生的爱好和才华，只要能满足他们对冒险的追求，甘愿为任何一方服务；第三种人本来就有两头讨好的性格，他们对于敌对双方都无所谓忠诚，不受道德观念束缚，纯粹把卖命当成一种职业。

不过严格来说间谍的道德也是职业性的，他们很少遵循大众道德。以世俗视角看，间谍的事业就建立在对他人的欺骗和伤害上。他们属于一个少数人的团体，不过其中有信念的成员——基于价值观而非个人的利益行动，却往往相信自己归属于一种更高更好但也更远的正义：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稳定、多数人的福祉。正因为此，他们可以牺牲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否则他就不适合这个行当。

据说，《风声》是第一部国产谍战大片。这句话需要加注脚，对“谍战”提高标准，对“大片”降低标准，才算贴切。同时有另一种说法：它是中国谍战影片的“第三次浪潮”。前两次“浪潮”既不够“谍”（技术性不强），也不够“大”（低成本运行）。

编导和演员们声称：这部电影拍的不是悬疑，而是人的信念、情怀、困境、界限。也许。如果只是单纯的悬疑片，《风声》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刑罚元素。70年后的演员真的能理解70多年前命悬一线的地下工作吗？也许。他们可能曾努力投入当时情境，喝了点酒后甚至还“入戏”了。但这也只是一种职业性道德，一时投入，就是为了永远脱离。

演戏的并不疯，看戏的也不傻。去影院的多数观众，不是为了信念和情怀，恰恰相反，现在的观众是反崇高的。也许正如导演高群书所说：谍战片就是改头换面的涉案剧，大家爱的是“很黄、很暴力”的犯罪故事。悬念是必须的，信念和情怀可有可无，只要不太说教，随它去吧。这也算是观众的职业道德。

有人曾说，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少数人有信念，多数人有寄托。有信念意味着你为更高的东西去献身，有寄托意味着更高的东西为你服务。

未必如此。但这个时代像是少数人没了信念、多数人也没了寄托。

剩下的是职业道德、工具理性。我们——演员以及观众，跟间谍毕竟有相似之处。不知这是不是远处风声中传来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