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现代人类行为的起因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密度的提高，而非大脑能力的进化。该研究成果刊登在《科学》杂志上。

    科学家称，人口高度集中使人们得以更好地交流各种思想和能力，从而防止创新能力遗失。正是创新能力的保持，伴随着出现有用创新的更大可能性(思想交流的结果)，促使人类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行为。该研究证实，人口密度使得上述现象在世界不同地方和历史不同时期得以维持。

    伦敦大学学院的公告称，要维系代代相传的复杂能力，人们相互之间必须存在较高水平的互动。

    科学家利用社会学的信息模拟，证明了在长期共存的、能力大小各异的人类群体中，各项技能水平的维持取决于本地的人口密度或移民程度。

    另一方面，研究小组通过对古代人类群体规模的基因分析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欧洲和中东在初次出现现代人类行为时，其人口密度非常接近。此外，研究还证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类现代行为暂时消失时，其人口密度可能由于气候原因而出现了下降。

    伦敦大学学院文化多样性发展中心的研究员亚当·鲍威尔指出，这项研究为解释世界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现代人类行为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行为在一些地方消失后又重新出现。

    参与研究的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斯蒂芬·杰南指出，“科学家就出现文化爆炸的原因、时间和地点提出了许多解释，包括使大脑得以改善的基因变异、语言的发展和人类为获得继续生存的新技术而向陌生环境的扩张等。但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全解释现代人类行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出现，及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暂时消失。”

    伦敦大学学院科学家创造的模式证实了人类硕果累累的创新发明更多的是依赖于群体内部不断进行的相互交流，而非人类智力，不论是9万年前还是我们生活的现代，这一事实都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