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颗心，他决定把它放在冰上。”
──英国建筑师、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评库哈斯；
“但他不会让自己保持沮丧。他立即把他自己扔到下一件事中。”
──玛德隆·弗里森多普评库哈斯；
“他有一套理论，并将一切材料都纳入这套理论。”
──玛德隆·弗里森多普评库哈斯；
“雷姆像个圣坛上的圣人，高大而憔悴。”
──盖里·高尔夫，《联机》杂志成员评价库哈斯。

建筑界的战士

2008年，新建成的央视CCTV——一个扭曲的环状的巨无霸建筑，像外星堡垒一样空降在北京未来CBD中，但无论它那挑战常人的视觉经验和结构常识还是50亿人民币以上的惊人造价，都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了。

这正是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和他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OMA）团队期望的效果。

2002年，库哈斯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他参加了北京新CCTV总部的设计竞标。这个方案最终在十家竞标单位中胜出。原因之一是他并未参与到对终极高度的无谓争夺中。他对部下说，任何建筑都只能在短期内取得第一高度的地位，很快便被另一座更高的建筑所取代。高度不是我们的优势。与其在“高度”上取胜，不如在“广度”、也就是“大”上取胜——由高楼组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群。但是，库哈斯并不想建造一个由功能各异的建筑物组成的杂乱楼群——即将演播厅和制作设施与行政管理和创作部门分散开来；相反，他考虑，如将与电视有关的功能集中在一体，这样，每名员工便总是能够了解其同事的工作性质，从而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链条，促进协作团结、减少孤立对立，还能如窗口般向世界昭示出一个强有力的新形象。

方案最终全票通过，库哈斯一举击败包括 SOM、KPF和西萨·佩里在内的强劲对手，他们分别是 420 米的上海金茂大厦、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452 米的吉隆坡双子大厦的作者。但为此他也不得不放弃了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方案。然而，CCTV新楼在建造过程中一直褒贬不一。首先，它的主楼高234米，两座塔楼双向内倾斜6度，在163米以上由L型结构连为一体，旋挑部分如此巨大，完全打破了现有的建筑常规。支持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代价极其昂贵。由于重力的作用，倾斜塔楼与悬臂自重产生的荷载，很可能会让两座塔楼在建的过程中会不断变形，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花比平常建筑多出许多的技术和材料来支撑。它将面临建筑史上最严峻的力学考验。还有人认为，它造型疯狂、表达新奇、只顾标新立异，根本没有考虑中国的文化，与历史毫无传承，是中国人盲目浮躁的暴发户心态的产物。新楼的存在价值备受质疑。

最终，结构工程师们提出了解决方案：根据各部分的荷载特点来组织结构网络。结构框架由一系列不同大小的三角形结构杆件组成，杆件密度大的地方往往是荷载密集的位置。相互平衡，相互补充和依存。这是一座设计周全的大厦。各系统的组成部分可以被分离和替换，保证了当取暖、制冷、通风，给排水其中的一环处于停顿时其余部分仍能正常运作。区域内电梯和直达电梯结合使用，双层轿箱电梯既节省了交通面积，又节省了用于交通的时间。原本，政府希望造一座校园式的建筑——四面围墙围拢。但库哈斯则建议，把整个城市打通，还原街区，引进绿地，纳入更多的城市状态，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媒体公园。“我对建筑占用多少空间毫无兴趣，我关心的是它能创作多少空间。”为保持建筑外形像雕刻那样具有纯粹性，库哈斯还大胆地抛开了任务书中对主要空间安排的要求，把大部分演播空间放到地下，以达到释放大部分地面空间的目的。

随着这座全球最昂贵的单体建筑的逐渐落成。争议之声渐渐淡去。库哈斯成功在中国踏出了他的第一步。他借此向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发出了他的声音，也公布了他的中国宣言：“谁说结构不能重新设计？谁说重力是不可战胜的？建筑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这栋我们想方设法实现的建筑本身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实践将解放数以百计的建筑师，使他们勇于尝试新的建筑形式，更勇于去挑战！

城市问题的思想家

见过库哈斯的人对他的印象总是十分深刻。这个身高1.92米、鹰眼勾鼻、表情严酷、高大凸顶、21岁时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的荷兰人，永远眉头紧锁，似在思考问题。他的眼睛常常布满血丝，神情焦躁而痛苦，说话语气尖锐并带有极强的攻击性。

库哈斯生于1944年。他最初的职业是记者而非建筑师。从19岁开始，他为荷兰的《海牙邮报》主持名为“人、动物和东西”的闲话专栏，并为该杂志文化专栏撰稿。业余时间他和一群朋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受剧作家父亲的影响，他还拍过电影。采访过费里尼的经历更使他一度有心从事电影行业。但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成长阶段，库哈斯也无可避免地深受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思想影响。正是在著名的“五月风暴”发生的1968年，他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去赴风格激进的伦敦AA建筑学院学习建筑，之后赴美。

如果据此认为库哈斯是个激进的左派青年，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库哈斯效力的《海牙邮报》是一个右翼刊物，其创办人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少见的。库哈斯本人有一次遭遇街头抗议者纵火被困在办公楼里险些丧命，这让他对街头暴力深恶痛绝。他的世界观毫无疑问深深植根于荷兰的土壤。理性大于激进。在他的建筑思想中，实用主义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库哈斯很羡慕美国式的都市文明，对以纽约曼哈顿摩天楼为代表的稠密、拥挤的大城市生活方式和风景赞赏有加，认为20世纪正统建筑史排斥这种新城市和建筑现象纯属掩耳盗铃和迂腐的偏见。

1975年，他与合作者共同在伦敦创建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待OMA在国际上取得巨大影响之后，库哈斯返回荷兰鹿特丹设立了总部。当年，库哈斯出版《癫狂的纽约》，集论文、方案、作品于一体的文本。有人将之定义为城市奇幻小说。随后他出版《小、中、大、超大》，两本百科全书般的巨著奠定了库哈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在书中，库哈斯有一条坚持不变的原则就是：决不重复历史。就像他放弃纽约世贸中心方案时的回答：“我不太愿意参与那种悲壮的凭吊，或回顾性的工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原因是，他觉得建筑只需要向前看，求新求变，和当下文化结合。对祖先的遗产顶礼膜拜而丧失自我、使自己沦为自己文明的二等公民的做法实不可取。他对那种把摩天楼的许多功能“内部化”，然而外部和都市的关系非常稀薄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建筑师不需要承担改造社会的使命，但应正视在变化迅速的社会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事实。在将其构想付诸实施并引起业主兴趣的矛盾作用下建筑师已经制造出了不少“全能和无能的混合物”、“媚俗的建筑”、 “摩天楼坟场”。如今，需要做的是了解和接受周围事物，从不同角度、方面、方式以及从社会学层面去重新确定建筑在这个时代所处的位置并真正地去考虑建筑所能做的一切，从而去创作美、可识别性、质量和秩序。

这种回归建筑本质的功能先行与建成后形式的冲击所形成的悖论，基本上代表了库哈斯的观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库哈斯在欧美设计了大量造型前卫的作品，如法国图书馆、拉维莱特公园、波尔多住宅、纽约现代美术馆加建、西雅图图书馆等等。充满了颠覆性的想象力，极具现代感和反叛意识。

教父领导下的OMA军团

在库哈斯本人成为明星建筑师的同时，他的OMA也被称为是国际顶尖建筑师的摇篮。有人讲起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天早上，一位在库哈斯OMA工作了数年的日本年轻建筑师U君像平常一样去办公室上班。在经过门口布告栏时，看到一张告示上书：“明日下午下班后公司将举行告别聚会……”想，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要莫名其妙地被开掉了。他好奇地凑近一看，大吃一惊，公司要欢送的这个倒霉蛋正是他本人……

这样的事件在OMA并不少见，“突然出走的人”一度还是OMA的企业文化之一。库哈斯的总部OMA位于鹿特丹一栋七层建筑顶层，但这个简陋苍白的工作室中却奔腾着大部会的血液：全球化（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学生）、疲于奔命（平均每日工作时间达16 小时，他们通常分作几组，就像库哈斯的若干分身，同时做着数个全然不同的方案）、流动性（库哈斯几乎是唯一的固定成员）。据库哈斯手下员工透露，在OMA，“库哈斯占有绝对领导地位，很多人都只服从他，很多业主也只认他。”

“有一个被奉为建筑界教父的导师，是这家事务所的幸运。”奥雷·舍人、库哈斯的属下也是他CCTV大楼的合作者说。从很早起，库哈斯就开始就借助传真机、手机和网络等虚拟通信对OMA进行“遥控”，他在机场候机厅、旅馆客房和任何地方依然可以“盖”房子。从1985年OMA成立起，几乎没有停下来过，接手的建筑邀请不计其数，除设计之外，他还继续在世界各地游历，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不止于建筑。最有代表性的一年里，他有305天都住在机场。

库哈斯有着荷兰人特有的率性。每在外出考察时，他都自顾自地左顾右盼箭步如飞，考察建筑项目的周边环境。跟随者则不得不一路小跑尾随其后。当到会谈地点一坐下来，库哈斯就毫不客气地请记者停止拍摄离开回避，如听到现场有人用手机通话，他会马上扭头严厉斥止。如有人让他签名，递上请柬、宣传单张等纸片，他会立刻拒绝：“ONLY BOOK！(只在书上签)”，因为他觉得在纸片上签名是互相不尊重。

作为一个眼界异常开阔和思维极其敏锐的人，库哈斯则具有很强烈的自嘲精神。他不太相信“地位”、“声誉”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有什么实际意义。也不认为建筑师有创造世界的本事。惟独对“复杂”、“难度”这类词兴趣浓厚。有建筑评论家向投资方暗示，向库哈斯介绍情况千万不要按常理出牌吹嘘环境如何优美，要强调基地周边的复杂性，有难度有挑战性才能吸引他，投资方言听计从果然奏效。

梦想与野心

近些年，库哈斯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全球斗士”，旺盛的精力和雄心壮志简直无人能及。

短短5 年内，人们夸张地形容他 “席卷了整个星球”。2003 年，OMA 打造了位于柏林的荷兰大使馆，2004 年是西雅图图书馆，2005 年则是葡萄牙波尔图的“音乐之家”；2006 年，库哈斯首次为建筑与时尚的“后患无穷的联姻”创下先河，设计了位于纽约的Prada 专卖店……OMA的大部分建成作品集中在欧洲，以荷兰本土和法国为多，德国、英国和瑞士也为数不少。对亚洲产生特别兴趣是从90年代开始的。少年时在印尼生活过的库哈斯因为早年作记者的缘故，对所到过的日、韩、泰、中等国兴趣盎然，他把目光钉牢在了这片急速发展的土地上。

有人批判，如今亚洲地区的城市建筑正在暴走，即将成为21世纪新建筑的诞生地。因为缺乏现代主义建筑背景和文脉，它们比欧洲国家更容易接收新观点，拿中国来说，就正在变成建筑的博览会。库哈斯追求张扬外型的“大”建筑正迎合了这些国家渴望奋起直追的特殊心理。库哈斯则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高估了建筑的重要性。尽管发展商用难以置信的平庸产生了大量的劣质建筑，但对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而言，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环境，仍有可挖掘的巨大建筑潜力。库哈斯不认为新现代建筑的崛起意味着与欧洲式城市诀别。由于欧洲城市的漫长的历史，这些城市标准被看成唯一的标准，这是过去20年的悲剧。任何一切与之对立的观念似乎都是消极的。“我们无法接受中国和迪拜的建筑，就是因为它们不是欧洲标准的模式。从广义上看，这或许也是欧洲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受欧洲模式影响太深，无法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来思考。”

在被问及未来哪个地区的建筑和城市发展将会出现强劲势头时，库哈斯称，这需要区别对待：“从目前的建筑经历来看，这些强大的动力当然是来自中国、中东还有印度。然而，就建筑思维而言，西方在整个建筑的知识体系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地域的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强大。我希望在建筑和城市计划上，能减少对原有模型的依赖，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中国有许多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但我现在疑惑的是我们这种国际化的合作究竟能形成一种共同的建筑语言还是各执一种语言？或者是两种语言的中和？”

其实，库哈斯的事业一直和巨大的资本聚集有关，他也不回避希望在最庞杂的建筑工地实现建筑家的野心这一愿望。他曾经对沸腾的上海给予特别的关注，然而北京的CCV新楼这个超大项目，让他的“超大建筑”梦想找到了寄托。如今，他早已带着他的超大建筑及如何影响一个城市的“野心”开始了下一个目标。迪拜将是他的梦想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