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二战时，希特勒曾与丘吉尔达成君子协定，我不轰炸你的剑桥和牛津，你也不要轰炸我的海德堡和哥本哈根。日本人显然缺乏德国盟友的“雅量”，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中国一流大学先后遭到日军占领与烧毁。193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往长沙合并，组建成战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着战火的蔓延，学校至次年2月南迁昆明，中国教育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西南联大至此舒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

一代风流

许多年以后，那些关于西南联大名师们的美丽传说，依然在坊间、校园里滋生蔓延，并不与联大的碑石梁宇同归朽灭。

闻一多烟瘾很大，上课的时候也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还笑呵呵的允许学生抽烟。每每开讲之前，闻一多要先打开那一尺半大小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 他自感国学薄弱，便将自己关在联大图书馆里足不出户，长日苦读，一位教授戏赠他一个名号：“何妨一下楼主人”。

教授刘文典才高气傲，他钻研庄子大成，自诩世间只有两人看得懂《庄子》，其中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便是他刘文典。他上课随心所欲，但句句珠玑，常令学生有醍醐灌顶之感。开讲《红楼》时，刘文典先会拉长声调慢条斯理的说一句：“宁吃鲜桃一个，不吃烂杏半筐。”对自身红学修养极是自信。

化学系曾昭抡教授能文能武，他不但写文章下笔千言，而且对军事有特别研究。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的地点和时间，深得某位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为开辟第二战场实施诺曼底登陆，其登陆时间只与曾教授推断相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哲学家金岳霖第一次为新生讲课时，他的第一句话就与众不同。他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沈从文请他就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发表一篇演讲，金岳霖侃侃而谈，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哲学和文学没什么关系。

冯友兰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北大校长蒋梦麟在防空洞里趁着躲避日机轰炸的间歇，专心致志的奋笔疾书，写成兼具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的得意之作《西潮》。

……

这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敬慕。金岳霖、冯友兰、华罗庚、沈从文、闻一多、冯至等学界精英都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里实现了个人学术的突破。同时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人才，既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又有朱光亚、邓稼先等六位“两弹一星”元勋，还有汪曾祺这些新一代的文史学家，并为新中国贡献了九十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师云集，个性鲜明，成果绚烂，以致二战专家戈叔亚如此评价这座让他景仰的学府：“光辉灿烂，绝子绝孙。”这话有点难听，可是，难道不是这样吗？


八宝饭与泡茶馆

西南联大的校舍都是铺着铁皮顶的房子，它们出自本校教授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由于西南联大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想要建造能与欧陆顶级学府比肩的设计方案被迫一改再改，最终留下的，是他们的设计生涯中最不科学、最不美观的房子。一到雨天，老师便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虽然得到了国民政府和“云南王”龙云的资助，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食堂地方太小，大家只能端着碗站着吃饭。男生大多数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裤子破了，找一根白线，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由于温饱得不到保证，很多学生在外面兼了差，教中学的，在拍卖行、西药铺当会计的，当家庭教师的，甚至于卖棉袍、工具书来填饱肚子。

教授们同样贫困。沈从文到吃饭时总是到学校对面米线铺子吃一碗一角三分的米线，穿的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皮大衣。现代散文大师朱自清穿的是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一口钟。诗人闻一多则是穿一件亲戚送给他的样式过时的灰色夹袍。原来抽香烟的教授多改成抽烟斗，因为用的时间过长，烟斗的接口处多处破裂，缠着白线。有几位哈佛和耶鲁毕业的教授夫人，集资制作西点，在街头设摊出售。

图书馆座位远远不够，宿舍里又没有桌凳，学生看书多半在茶馆里。久而久之，大家就称其为“泡茶馆”。茶馆老板一见学生进来就很是头疼，因为他们一坐下不到关门是不肯走的。有一位姓陆的学生，是学校的泡茶馆冠军，有一个时期，他整天泡在一家熟悉的茶馆里，连洗漱用具都带了过来。一起床，就跑到茶馆洗漱，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接着开始读书。午饭后进来，又是一碗茶，晚饭也是如此，直到夜深人静，才抱着一堆书回房睡觉，一时传为笑谈。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西南联大的师生凭着爱国主义的激情，全身心的投入到读书报国的行动中去，简陋的物质条件更激发了他们积极向上的学习与生活热情，泡茶馆便是联大师生积极应对困难的得意创举，就在昆明那大大小小的茶馆里，许多人完成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当时还是学生的汪曾祺就是在茶馆里写出了最早的几篇小说，他戏言自己这个小说家就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罗庸教授所作的联大校歌豪情激昂，切中了联大师生的精神脉搏，因此大受欢迎：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1943年12月，林语堂路经昆明，他参观了西南联大并发表演讲，被学校清贫的物质条件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强烈感染的幽默大师激动的说道：“联大的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跑警报

8年抗战时期，日军的飞机经常飞到昆明上空，对并没有战略价值的昆明狂轰乱炸。久而久之，人们熟悉了日机轰炸的规律，在防空警报响起后离城躲避，谓之“跑警报”。

西南联大是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文化巷为联大师生居住的集中地，这里多次遭到了日机的疯狂轰炸。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西南联大的正常教学秩序。师生看到昆明的制高点五华山上挂起红球，知道这是在发预行警报了，大家一般是不跑的，照常上课。直等到空袭警报响起，联大师生才离开教室往外跑。就在跑警报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有关联大师生的逸事。

一般人们听到警报声就会向城外疏散，但也有人不买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就是其中一位。一日，他正伏案写作《知识论》，沉醉其中。尽管警报大作，却不忍离开。待师生回来把他叫出，才知道房前屋后都被炸毁，只有他的屋子安然无恙。

社会学教授陈达有一天正讲人口学，讲着讲着，警报响了，学生们正是听得津津有味之时，提议到郊外躲空袭兼上课，陈达欣然同意。他们来到小山上，找一片茂密的树林，十余人坐下，把笔记本放在腿上，边听边记，陈达则坐在一冢土坟上讲课，历时一个半小时，吸引得其他疏散的人也站着听课。

刘文典属旧式文人，看不惯提倡白话文的新派学者，有一次跑警报，刘文典搀扶着行动不便的陈寅恪，看到沈从文跑到了他们的前面，刘文典很生气，对沈从文喊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护国学，我跑是为了庄子，你跑那么快为了谁啊？”

对于这段混合着血和泪的历史，汪曾祺在1984年的《跑警报》一文中如此评价：“日本人派飞机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昆明人，施加威力，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骨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这也正是西南联大的气质。抗战期间，有近800名联大学子奔赴战场，许多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校方承诺，他们随时可以回来复学。最大规模的一次参战潮，发生在1943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参军抗战，西南联大1944年的几乎所有男性毕业生，都应征入伍，加入到赴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校长负责搬椅子

西南联大能成就一段传奇，离不开两件法宝：教授治校与领导者的宽广心胸。

教授治校是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大后，这项传统也传承下来。联大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再到各系主任，都由教授担任。教授并不多拿薪水，照样参加教学工作，课程负担与一般教授相同。彼此之间都是同事，不分上下级，平时一律以先生相称。1931年梅贻琦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道：“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道：“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是率领员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及代表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但在学校拥有高度的权威，在社会上讲话往往也能举足轻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从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装士兵奔赴内战前线，教授们没法回北京。有人便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点牢骚。”几篇文章刊发之后，航空公司马上给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工夫就到了北京。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难免也存在着矛盾和人事纠葛，这一点西南联大也不能免俗。然而，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联大从不会含糊。1938年，西南联大同时聘请了三位留学归国的博士，越级直接授予教授之职，他们的名字是钱钟书、华罗庚、王竹溪。越级授职在当时的大学里并不罕见，但是，在大师如云的西南联大，虽有着严苛的评级制度，但学识却是不二的尺度。

甚至在一些重要场合，蒋介石也给足了教授们面子。1943年，联大国民党党员教授会议联名上书，以“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苦劝蒋介石实行宪政。陈雪屏带信面呈蒋介石，蒋介石阅信后“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回信表示同意宪政。无论是故作姿态还是有些许的诚意，至少，他对知识分子表达了充分的尊重。

三所名校合并，摩擦不可避免。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北大校长蒋梦麟展现了政治家的胸怀，凡是遇到与清华争利益时，蒋梦麟总是选择退让。钱穆在《回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中叙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表示，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有学者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样讲究风度，联大创建初期，他就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我的表你戴着。”在联大近9年的时光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梅贻琦主持校务。

教授治校与领导者的宽广心胸带来的成果是，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取得了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双丰收。

永远的中国心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常委会，标志着西南联大正式解散。联大历时8年11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九个学年。三所大学各自复员，学生根据个人志愿进行调配。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落幕了。

联大的师生自此散入到历史的无垠浩瀚中，艰难地掌舵着个人的命运。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经于西南联大就读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总结了西南联大学生的三种命运：大抵上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一种是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成为大小领导。何兆武把自己归为普通的第三类，“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

但这只是宏观的概述，真正的人生细节则充满辛酸。闻一多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朱自清拒绝了美国人的救济，贫病而死。许多师生1949年后离开了大陆，更多的人选择了留守，他们憧憬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也是他们在教学、生活环境恶劣的昆明能坚持到底，始终积极进取的原动力。随后的历史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文革的降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噩梦，陈梦家自杀，沈从文封笔，更多的联大教师如钱钟书等被投放进干校改造。昔日的绚丽只能在梦中悄然回首了。那些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联大学生，则背负上了与美帝勾结的罪名，往日的功勋成了证据确凿的罪行，迫害也就水到渠成。

然而无论人生的际遇如何，联大学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却永志不泯。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是世交，两人更是情同手足。他们各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去了国外，邓稼先则在国内隐姓埋名制造原子弹。他和科学家们面向茫茫的戈壁，准备科研时却发现，为了保密，在造原子弹之前，他们得先自己造房子。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震惊世界，也引起种种猜测。后来，杨振宁回国访问，临别前终于忍不住，问多年的好友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中国独立研制的。邓稼先含糊地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回家后，他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总理答复，可以把实情告诉杨振宁。次日，杨振宁在上海和朋友吃饭，有人送来一个条子，是邓稼先告诉他，原子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没有得到任何国外帮助。席上的杨振宁瞬时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