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色高棉治下，柬埔寨境内无城市、无货币、无医院、无宗教、无出版物、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法律法规、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被规定好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性交。
当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但历史没有给他们纠偏的机会，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一场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一切以革命的名义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的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而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却走到了目标的反向，并且越走越远，无法回头。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柬共前身）宣告成立，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进入了中央领导层，他们中有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当时不会有人想到，这些看上去洋气文弱，谈起共产主义理论头头是道的革命青年会在柬埔寨掀起多大的风浪。

1963年5月，已经担任总书记的波尔布特和战友英萨利、宋成等人为躲避柬埔寨王国政府的追捕，被迫潜入磅湛丛林，他们组建游击队，开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斗争。“红色高棉”一词原是柬政府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此后则成了柬共的代名词。

在经过漫长而又残酷的战争之后，红色高棉终于彻底打垮了受美国操控的朗诺傀儡政权，1976年1月5日，红色高棉领导的联合政府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柬埔寨民主共和国”。近代史上深受西方殖民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压榨的柬埔寨似乎终于看到了民族复兴的曙光，红色高棉的领导集体也对即将开始的国家重建信心十足。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一场噩梦。2001年7月，在柬埔寨共发现埋人坑18975个，在这些坑中共找出遗骸1205662具。据统计，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有170多万人因屠杀及强制劳动而非正常死亡，人数占了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98年，已被红色高棉内部反对派软禁的波尔布特面对美国记者泰耶问及上百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他依旧镇定自若地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

从红色高棉的杀人机器S-21集中营里逃出生天的纳什激愤地质问：“迄今为止，有任何人承认过那200万人的被杀是一个错误并为此诚挚道歉吗？你听过任何将军或狱卒沉痛思过吗？那么那些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人如何相信现在的和平？他们甚至不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又如何祈求他人的原谅？如何理解这是一种犯罪？”

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好心办坏事”造成的悲剧。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红色高棉信奉为实现一个正确的目的便可以不择手段的理念，肆无忌惮的剥夺他人的生命、泯灭自己的良知，终于在屠杀与癫狂中走向覆灭，而其自身却始终相信所犯的罪行都是正义之举。历史造成了这样的错觉，在红色高棉制造的无数埋人坑上空，回荡着即将被雅各宾派砍下头颅的罗兰夫人最后的箴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将城市从柬埔寨抹去

所有的错误都是从红色高棉踏入金边的一刻开始的。在此之前，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象征着正义、抗争、独立，而从踏入金边的一刻起，它便万劫不复。

1975年元旦，红色高棉旗下8万大军向柬埔寨首府金边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政权倒台，总统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逃离金边，4月17日，金边树起白旗，柬埔寨全境解放。当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开入金边时，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普罗大众都真心的相信这个在近代饱受西方列强和战争摧残的国度终于迎来了和平与安宁。但令市民措手不及的是，几乎是立刻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的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市民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第二天军队开始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市。三天后，全城近200万人被撤走，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

这是红色高棉创建“人间天堂”的第一个动作，计划早在两月前便由波尔布特与英萨利秘密制定，他们将之命名为“反对吃闲饭运动”。波尔布特等人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他们无视工业对一个国家进步发展的决定作用，而是单纯地制定“以农立国”的政策，试图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

整个迁移过程是柬埔寨国史上无法抚平的一道伤痕。红色高棉肆意杀害不愿撤离的市民，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涉及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竟毫无物质准备，在长途跋涉中，大批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柬埔寨安达银行总裁、柬籍华人江女士回忆，当年她母亲在撤离前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路上只能做手纸用。到9月，除了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人回到城市，全国城镇均完成了向山村迁出人口的任务，柬埔寨彻底成为一个举国务农的国度。

整个迁移行动造成几十万人死亡，这自然被红色高棉视为必要的牺牲，已被狂热情绪冲昏头脑的波尔布特等人沉浸在创建“丰功伟绩”的喜悦中，他们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钞票没人去捡

作为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红色高棉却又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极端，本来从苏联到古巴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

1977年，时任中共中联部副部长的蒋光化访问柬埔寨时发现，钞票都堆在仓库里无人看管，有时大风一吹，钞票满天飞，但没有人去捡。“我们在柬埔寨参观访问那么多天，没有看到一个商店，没见任何市场，没有看到一次商品交易，更没有看到任何货币。全国只在金边有一个友谊商店，是供应驻金边外国使馆一些日用品的。就是外国使馆人员到这里买东西也不用货币，而是通过记帐的办法结算。” 蒋光化后来在《访问外国政党纪实》中写道。

红色高棉走上了一条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彻底的道路。不但取消了货币与市场，实行全民供给制，人们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甚至家庭也被取消，分别成立男女劳动队统一过集体生活，已婚的夫妇被分开编组，一两个星期才允许“团聚”一次。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红色高棉内部称呼）作主，实行“配给制度”，为此因爱殉情者不在少数。

以留法派为领导核心的红色高棉对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丝毫不手软，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或杀或关后到1978年秋时只剩十五人。他们认为知识即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普遍信奉佛教的柬埔寨民众被禁止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人民被禁止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民族服装，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装或者军装，脖子上围一条红白相间的长布围巾，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红色高棉将人们分成“新人”和“旧人”，“旧人”主要是原解放区的农民，“新人”则是包括朗诺政府人员，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城市居民，他们要在“旧人”监督下加强思想改造，从事高强度劳动，并且经常被红色高棉随意杀害。

充满讽刺得是，以农立国的柬埔寨粮食却持续歉收，人们的口粮配给越来越少，最后开始以野菜、草根、甲壳虫、蟋蟀果腹，很快这些也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死人肉。每天都有大量人饿死，活着的人也大都骨瘦如柴，晚上还要饥肠辘辘的去开会学习，听干部描绘着美好的明天：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Loung Ung女士在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中回忆了这段悲惨经历，她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本人——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女孩，怎么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咀嚼的情景。不到八岁，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被杀，她被训练成了一个童子军，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她说，“我写的故事，只是成千上万个柬埔寨儿童的故事中的一个，只是他们的再也不能被世人听到了。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柬埔寨，这也会是你的故事。”


东方“奥斯威辛”

红色高棉最被人不齿的还是它对自己人民的一场场屠杀。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波尔布特等人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于是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S-21集中营是红色高棉大清洗的得力工具，S-21是国安办公室二十一号营的代号，原本是金边的一所中学，红色高棉将其改造为当时158个监狱中最大的一座，许多“敌人”和其家属，包括婴儿一起被抓进来，他们被戴上手铐脚镣蒙上眼睛一排一排锁在牢房里，一天喝两勺米汤维持生命，没有得到允许就动或站起来都会遭到毒打。

进入S-21几乎必死无疑，1979年年初，越南军队攻入金边，当闯入S-21集中营时，发现整个营地只剩7个活人。为了节省子弹，守卫用铁棍击打犯人后颈，然后用刀割开喉咙，把尸体扔进挖好的大坑。将儿童倒拎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用力砸去，至今有些大树上还嵌有小孩牙齿；多数妇女在死前遭到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用重棍击毙。营内还设有人体实验室，如将两个十七岁的女孩分别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后放入水中，记下不同的尸体浮上水面的时间。每一位囚犯死前要拍两张半身照片，供红色高棉存档。守卫S-21集中营的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在红色高棉的教育灌输下成为冷血的杀人机器。在柬埔寨导演潘礼德的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曾经的守卫说，他如今被头痛所折磨，甚至不敢迈出家门，往往酗酒以求安眠。共有14000多人在这里被杀害。如今，S-21成为屠杀纪念馆，里面挂有一副巨大的用头颅拼起的柬埔寨地图，工作人员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一座座万人坑里长满了肥沃的野草，时常传来隐隐的恶臭。

历史证明，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波尔布特这个文质彬彬，小时曾出家为僧，据说胆小的杀鸡都不敢看的男人在掌权的三年间共组织领导了4次大肃反。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开始组织大规模内部清洗，仅革命军总参谋部就捕杀了除总参谋长宋成外的所有人员。

旧政权人员与阶级敌人更是一律格杀勿论，西哈努克亲王的十四个子女有五人在红色高棉治下死亡；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到疯狂屠杀；知识分子包括脸颊上有戴眼镜痕迹的人也难逃厄运。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1978年大清洗达到高潮，开始屠杀整片地区的人口来保持社会“纯洁”，东部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被认为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独腿将军”塔莫克奉命大开杀戒，在六个月中处决了10万人，人称 “屠夫”。

红色高棉的血腥气甚至染透了国歌：“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个世界还有比它更血淋淋的国歌吗？

日落高棉

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10-16岁的学生，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但历史没有给他们纠偏的机会，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大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号召国民全力迎战，但它的恐怖统治已经失尽民心，仅仅两周时间越军就占领了柬埔寨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支持红色高棉叛将韩桑林等人组建新政府，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红色高棉三年八个月零二十一天的政权宣告结束。虽然再次扛起反侵略大旗的行为为红色高棉赢回了部分人心，但它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柬埔寨民众无法忘却它留下的一段段梦魇，有人说，在红色高棉时期，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1989年9月越南被迫撤军，在联合国监督下，1993年柬埔寨19个政党参加大选，成立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重新登基。大选中没有看到红色高棉的身影，它已经回不去了，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进行围剿。

波尔布特个人的命运就是红色高棉的命运，他的悲剧也就是红色高棉的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两面性，出身富裕家庭，却走上革命的道路；待人接物温和有礼，却手段残暴；外表慈祥，却刚愎自用；他一心想在柬埔寨建立起人类前所未有的优越制度，却因为不切实际而沦为“政治妄想狂”，并直接制造了百万尸骨。在红色高棉已成众矢之的时，波尔布特依旧贪恋权位，恋栈不去，企图用铁腕挽回劣势。他逼走了政见不合的老战友英萨利，使其在1996年8月带领两个师向政府投诚；不久又派人枪杀了密谋投诚的党内元老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他的倒行逆施终于使军队倒戈相向，7月25日，在红色高棉最后的据点安隆文基地里，波尔布特经大会公审被判终身监禁，昔日领袖成为阶下囚。1998年4月，因心脏病发作，波尔布特在密林中的一间破木屋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在他死时，身上只穿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身旁放着他一生酷爱的兰花。

红色高棉随即彻底解体，党内残留的大头目农谢、乔森潘等人陆续走出丛林，向政府投降，20世纪最危险激进的武装组织之一的红色高棉终于结束了它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然而它笼罩在柬埔寨人心头的阴云并没有消散，当年的暴政、屠杀留给太多人终生不可磨灭的创伤，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设立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曾经的大人物们矢口否认自己犯下罪行，乔森潘出版自传辨称无辜，杀人无数的“屠夫将军”塔莫克落网后拒不承认曾指挥屠杀，甚至声称自己当年只负责农业……但皈依基督教，主动向政府自首的S-21集中营主管康克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进行屠杀的命令不是一个人下达的，不是只有波尔布特一个人，所有的中央领导都知道。”

2007年，82岁的英萨利、75岁的英萨利妻子英蒂丽、82岁的农谢、66岁的康克由，73岁的乔森潘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先后被捕，以反人道等罪行被起诉。同年11月20日，红色高棉特别法庭首次开庭，这场跨世纪的审判终于开始，此前82岁的塔莫克已经病逝。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